王在晋还不死心，于是再问之沿途宫府，回答仍是煤坑尽、秫猎尽、钉灰尽、车骡尽，民间槐榆等木因造车造营房，一砍俱尽。“
王在晋在奏折的最后挥笔疾书道：“伏祈皇上轸念时艰，俯怜民隐，少宽文法，容臣脉脉以运规为严儧供输，俾臣急急以先料理，外有求而必应，内有应而必速，乘外寇之未临，为有事之先备，庶不负朝廷之任使，疆场之臣可收功于尺寸矣。”
第三件事则是清理军队，王在晋将从广宁等地撤到山海关的士兵盘点完后，奏道：“清查兵据将领呈递，兵数共计六万六千五百一名，职知其数之非核也……汇算冒法，朝堂有部分朝臣反对，首辅叶向高又”不置可否“，然而就在双方争执不休的时侯，有一位朝堂公认的大佬，站了出来质疑王在晋的做法，这个人就是帝师--孙承宗！继卢象升与杨嗣昌、王化贞与熊廷弼之后，第三对政见不合的好基友诞生了！
孙承宗出生于嘉靖四十二年（公元一千五百六十三年），字稚绳，号恺阳，北直隶保定高阳（今保定市高阳县）人；孙承宗生有奇相，他的胡须非常坚硬，说话的声音也非常宏大，给人一种奇异不凡的感觉；同冯铨那种二十岁就当翰林的天才比起来，孙承宗的科举之路并不是很顺畅，他没有考中科举前，曾经给时任兵备道的房守士当过家庭教师，房守士后来去大同当巡抚，于是孙承宗又跟着他一起去了大同。
大同本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，原设总兵官镇守；成化七年（明宪宗年号，公元一千四百七十一年）开始设巡抚；大同镇的东起居庸关，西至黄河南流入山西的交汇处方向的偏关，约有二千多里，南北方向也有一千多里，行政区域划分之大，在九边重镇中是“数一数二”的；从正德八年开始，（明武宗年号，公元一千五百一十三年），大同镇管辖一十三个卫所，近千个堡寨，三百多个烽火台，十四万大军，五万多匹战马。
房守士到大同后整军备战，孙承宗在上课之余，接触到了很多军人，这些人中有百户、老兵，他们普通有着丰富的从军经验，通过和他们的交流，孙承宗萌发了对军事的兴趣，对边关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，这段时间的磨炼，对于孙承宗来说是“一举两得”：一是孙承宗谈及兵事起来，“头头是道”，令他在朝堂中赢得了“知兵”的美名，为孙承宗以后出任辽东经验打下了很好的基础；二是孙承宗后来跟天启皇帝讲科的时侯，不象别的老师那要只讲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这些枯燥的理论，还讲些民间的秩闻、趣事，这令孙承宗在天启皇帝的心目中大大地加分。
万历三十二年（公元一千六百零四年），孙承宗以榜眼的身份考中进士，被万历皇帝任命为翰林院编修，后来又将孙承宗任命为中允。（中允有古代官名，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中记载太子有中盾，这就是中允的最初称呼，魏晋南北朝以后，改称中舍人，唐朝在左春坊左庶子之下置“中允“，明朝又将左、右春坊皆称为左、右中允。）